當今社會，由於商品大潮的衝擊，物慾橫流，人情冷漠，成了不可否認的現實。然而，人世間並不只剩下金錢與交換，時代的主旋律仍然是真善美壓倒假惡糗，仍然還有正義與真誠。我說的是本人親身經歷的事，它是一曲真善美的讚歌。
1995年11月23日，我收到了一封寄自東北長春的陌生朋友的信，信的落款是胡兆華。我們相隔萬里，素不相識，他是從一張信息小報上得知我的家庭住址的，並知道我是一個民間詩人。他看到了一則我在信息小報上登的為人修改詩詞的小廣告，於是試探地給我寄來了一組三首小詩，總題目是《過客吟》，三首小詩的三個小標題分別是《尋路》、《征程》、《歸途》。這幾首詩原來是8個字一句，每首4句，是寫他的人生經歷的，他請我為他修改。我一貫為人老實，忠厚，對朋友以誠相待。收到他的詩稿後，我花了很多時間為他修改，從意境、結構、文字、格律等方面仔細推敲，反復修改。在改詩的過程中，我三番五次地向他徵求意見，從此音書不斷，書不盡言。為改詩，胡先生向我坦誠地公佈了他的身世：他是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離休幹部，已年過六旬，原籍是安徽安慶。他在1949年參加人民解放軍，不久入黨，1952年轉業到“一汽”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，曾被派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經濟管理。後來一直在“一汽”從事政治、經濟管理工作。他擔任過中層領導幹部，現在離休在家，住長春。從信中得知，胡先生為人坦誠，正直，善待朋友。離休後，他總想為社會貢獻餘熱，做點幫困扶貧工作。當他從信中粗略了解到本世紀末我的為人、經歷、才華和困境後，特別是當他得知我是一個身處逆境、酷愛文學的鄉村教師，經濟上十分困難、含辛茹苦寫了大量作品，因出書缺資金限入困境時，他立即毫不猶豫地慷概解囊。 1996年1月18日，他第一次給我彙來500元作為資助。在他閱讀了我的部分詩稿和散文後，感觸良深。為資助我的創作，他鼎力相助，又於1996年5月20日第二次彙來700元資助。我作為一個貧窮的民間詩人，人窮志堅，受人之惠，忐忑不安。我在回信中一再對他表示感謝，並表示要湧泉相報。但他總勸我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，成為精神負擔。要振作精神，擺脫困境，苦心奮鬥，爭取事業成功。他表示付給我的這點錢微不足道，沒有其他意思，只在於扶植正義，同情在困境中的創業者，為在艱難中掙扎的文學作者盡一點綿薄之力。
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，純文學在這年頭被各種其他的文化品種所排擠，無奈地處於低谷。我是一個為文學奮鬥癡情不改的人，又是一個生計貧困者，生活尚艱難維持，出書更是奢望。在出書難、出詩集難上加難的今天，有人相助當然是好事，但胡先生得知出一本詩集1000多元仍是杯水車薪時，他著急了。因為他畢竟是一位離休幹部，只有那麼一點有限的工資。為此，他寢食難安。從1996年10月份起，他開始為我向社會多方求助，經碾轉奔波，卻無一響應。他又為我寫文章向社會呼籲。他曾經寫了一篇《讓苦瓜香飄四方》（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《苦瓜香》），投寄《中國經濟時報》，想請他曾有過聯繫的一位編輯幫忙推薦。不料，他第一次寄稿，這位編輯卻沒有收到，他又第二次重寄，這位編輯卻調離了報社，文章石沉大海。但他仍不灰心，他於1997年1月13日冒著零下20度的嚴寒，踏著一尺深的冰雪，尋訪座落在長春斯大林大街的《青春詩歌》編輯部，想請他們出點主意。這天，他先乘公共汽車到斯大林大街，由於編輯部處在一個副街，他遍尋不著，頭昏眼花，在凜冽的寒風中徘徊。他畢竟人老體弱，在冰天雪地裡，一不小心就在街上狠狠摔了一跤，將左手挽摔成粉碎性骨折，左手指挫傷三個，左臉摔得鼻青眼腫，顴骨擦傷，並將一副價值200元的三用眼鏡摔碎。他的右手曾在“一汽”一次突擊生產中受傷致殘，他的左手又為我跌傷。當我得知時，悲痛萬分，愧疚難言。世間最難是真情，人能得到一位為朋友捨己忘我的知己，是多麼難得難得啊！
我是在胡先生摔傷左臂十多天后才收到他的信的。 1997年1月25日，我收到一封他在傷疼中寄來的掛號信。看到信封上那顫抖的文字，我預感到有急事，拆信一看，大為震驚。我一邊看信，一邊流淚。我的靈魂在發抖，心急如焚。胡兆華先生在為我摔傷左臂後，他依然無怨無悔，依然在沉甸甸地記著我。在他治傷急需大量醫藥費的情況下，他還在掛號信中給我寄來了200元，對我的事業予以支持。對於這樣一位將自己的痛苦置之度外的真誠豪爽的摯友賢兄，我感動得無話可說。我覺得我是一個罪人，對胡兄我懷著深重的負罪感。我怎麼能讓一個真誠幫助我的朋友受這麼大的痛苦呢？在一個星期內，我一連向他發了四封信，給他精神安慰，並四處尋訪民間接骨秘方。我只感到自己太窮困了，我為什麼不能擺脫窮困呢？對摯友賢兄，除了精神安慰，我無法用物質來回報。我的心在哭泣！賢兄，我好難過。賢兄，我對不起你！
我已經度過了大半生風雨，經受了許許多多的痛苦與磨難。曲折坎坷的人生經歷磨礪了我的一支筆，無數次感情的大起大落讓我的詩文飽含血淚。我已為文學受夠了苦，為什麼還要讓朋友為我受苦？我為什麼還要讓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，為我受這麼深重的肉體和精神的痛苦啊？我簡直要瘋了，我深刻地反省自己，無數個為什麼卻不能讓我從文學這個“魔圈”中擺脫出來。為文學，為謬斯，我受困苦而不悔，屢遭挫折而不回。我的摯友，我的知己，我的賢兄，敬愛的胡兆華先生啊，你為我，為自己的知心朋友，痴迷相助而不悔，摔傷臂膀而不怨，在受傷之後，你的精神依然感到無限欣慰，你這又是為了什麼？
世路坎坷。為人難，為文更難，為什麼正義總與痛苦緊緊相隨？真善美實可貴，真善美付出的代價卻總是太高太高。我希望世間有好人，我也希望世間永遠充滿著真善美。
在我的文學創作道路上，還有一位積極支持我的人，她就是重慶的一位大姐叫鄧玉鳳，她是重慶萬州區的一位退休老工人，這位老人70多歲了。因為她原在萬縣絹紡廠退休，1997年工廠被兼併，她目前連退休金也沒有著落。她靠老伴僅有的幾百元退休金生活。雖然她很艱難，但她活得很快活，精神很開朗。她樂於交友。在眾多的朋友中，她結交了我這樣一位文學作者，感到莫大的欣慰。後來她與我結為姐弟，我稱她為大姐。她沒有錢，但她精神富足。她懂文學，愛文學，對我的作品大加讚賞。她非常支持我將自己的作品結集出書，讓更多的人來欣賞我的作品。她恨自己太窮，她想：她曾當過工廠的經理，上北京開過群英會，並出訪過日本，當年颯爽英姿的她，到了晚年竟會落到如此寒酸窮魄。但她在不斷地體諒國家，不斷地安慰自己。她畢竟是一位老黨員，有這種先憂天下後憂自己的偉大胸襟實在難得，她是共產黨的優秀兒女，中國人民的好女兒啊。她無論如何艱難，她總是鼓勵我要一切為人民著想，要與人民血肉相連，要不怕困難，勇往直前。她認為眼前的困難再多在大，都是暫時的，一切都會過去，一切都會有的。她用另一種形式支持我出書，她向自己的親友、朋友不斷地推薦我，她還寫信鼓勵一些陌生的朋友來預訂我的詩集。當然，她的誠意也感動了少數的人，但效果不大。她曾為我發出過100多封信，只有少數幾個人與我有過聯繫。可見，赤誠與真情在商品經濟時代是沒有份量的。人們被金錢擋住了眼睛，把社會看得太“世故”了。在許多人的心目中，不相信這世間除了金錢與物質之外，還有真善美存在。他們常常被一些打著“正義”旗號的騙子騙怕了，因此，真正的善意與赤誠卻因為心理隔閡而被一些人拒絕接受，造成了令人可悲可嘆的現實。
鄧大姐為了推薦我的詩文，她還專門為我寫了一篇長文，題目是《為農民詩人的困惑呼籲》，這篇長達4000字的文章，高度評價了我的詩集和散文。她在文章中，談到了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，談到了我國自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到唐詩、宋詞，直到今天的文學、新詩，我國一個五千年的泱泱詩國歷來對詩詞、文學的重視和對文化人的尊敬。她還在文章中談到了農民的艱難，農民詩人的艱難，寫農民的詩是多麼珍貴等。她的文章是希望引起人們對一個無名農民詩人的注意，對處在逆境中奮鬥的農民詩人予以真誠的援助。她的文章寫得很感人，她是用自己一顆赤誠的心在傾訴啊。她把文章寄給了我，我一連看了好幾遍，我也被她的懇切之詞感動得流淚了。鄧大姐也是一位詩人啊，如果不是年齡的關係，如果不是她身處逆境，如果她現在還是一位叱吒風雲的經理，那該多好啊。可惜，她只能用自己一顆赤誠的心來支持我，用寫文章、發信的形式來支持我。她已經盡力了，她只能如此啊，我已相當滿意了。作為她的弟弟，我非常非常地感謝她，赤誠真是難得啊。
世界上究竟什麼是最寶貴的呢？很多人把金錢、財富、權勢看成是寶貴的。然而，金錢、財富是身外之物，權勢是一時之威。時代變遷，風雲變化，一切財富都會化為煙雲，一切權勢都將成為腐朽。最可珍貴的依然是真善美，是人間的真情，是流傳千古的文章、故事和詩歌。可不是麼？中國幾千年的帝王將相的名字誰能記得多少？而一首膾炙人口的唐詩可以代代相傳，家喻戶曉。歷史總在重複著某些悲劇，不重視文化，不重視文學，不重視精神文明建設，為了經濟而去損害文明，讓文明倒退，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的。我能遇上胡兆華、鄧玉鳳這樣的好人，是我的榮幸。我有了這樣的好人的真誠幫助，我會更加執著地追求文學，熱愛生活，矢志不渝地為祖國和人民的事業奮鬥。更加熱情地謳歌真情，讚頌真善美。但願我的詩文能成為真善美的讚歌，但願更多的人崇賞真善美，追求真善美，走向真善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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